2014-1-14
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
我看傅高义的邓小平传，其中就提到邓小平也是反右的急先锋
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姚监复也透露，在卞仲耘事件中，还有邓小平的后代邓楠、邓榕都在参与，但至今未见他们发声。早前中国知名学者章诒和在其著作《伶人往事》中，表示亲眼目睹卞仲耘遭受暴力的情景，指行凶者为中共前领导人女儿；王晶垚在早前在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Mao-A Life, Mao Is Not Dead》中，也曾明确表示邓榕参与了当时的殴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关联。
很多人混肴文革中的重大原则问题
一：两个司令部--文革前期的确存在，红卫兵的行为绝大多数出自于刘少奇司令部而不是毛泽东司令部。尤其是所谓“老兵”--演化成联动分子，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成立的。而当时的工作组无一不是按照刘邓的意见，是各级党委向学校委派的。
从《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一六通知开始至八月三十一日，文革的骨干不是红卫兵，主导不是毛泽东恰恰是刘邓彭真们这些有过打家劫舍经历的老革命们的集体行为，他们只不过是指使其子女们组成的红卫兵继续了他们的本性行为。
二：《炮打司令部》之后毛泽东集团，逐渐地掌控了文革运动，并将运动重点转向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的文革运动开始摈弃了抄家，斗争“黑五类”等行为，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当权派们的批斗，并因斗争对象的争议转成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武斗。
三：那些“革军，革干”子女基本都是积极参与了文革的由“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针对广大群众，文化科技界人士等的暴力，抢劫等种种恶行；而当运动的对象转向他们的父辈时，他们都演化成偷鸡摸狗，刨绝户坟，踹寡妇门的社会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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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是本人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后应某大周末报纸约稿改写，排好整版清样，终审时被主编枪毙。此文遂论落坊间，两年前被“燕南网”捡到贴出；又被某大网站转载，跟帖数千，忽一夜删尽；但各大网站旋即轮番转载，遂谬种流传，无法尽焚矣。
前因此文非获本人授权公布者，但流传既广，也只好默认这个现实，一直采取不闻不问态度。今年适逢“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为深刻反省历史，遂订正个别错误，正式予以公布，略补国内教科书之讳言。
历史是由事实构成的，历史研究也从来不是“宜粗不宜细”。希望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能够勇敢地拿起笔，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避免民族的“集体失忆，共同以史为鉴，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公民社会。
近年屡见所谓“新左派”对于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扬，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欲将“文革”的历史束之高阁。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拆毁清华大学“二校门”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
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文革”初期，清华附中学生批斗老师（1966年6-7月间）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红卫兵抄家查封的私宅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 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后来才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骙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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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了关人打人的地方。学校一带（一中在北京的鼓楼附近）的“地富反坏右资”、学校的校长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有13个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及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的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第一中学，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被集体关押，强迫“劳改”。比如，高一（三）班就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扎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到很远处。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和打老师之风一样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一个家庭出身资本家的学生王一民，被斗以后精神失常，不久后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李晓琳，曾被吊起来打，她的父亲是教授，当时算“坏出身”。在1966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的“第二号通令”中，宣布他们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纠察队指挥部”于9 月26日“正式成立行使职权”。“通令”规定的“红卫兵纠察队职责和权力”共有7 项，其中第六项是：“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第一中学，一位被访者说，1966年8 月18日后的一天，也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到北京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来以后，贴出了通知，让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他去了。接近会场时，听见吼叫声，他从门缝里看到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他犹豫后，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第二中学，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们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他们的家庭问题。此后，他们俩就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第八中学（现名“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你的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被访者中的一些当年的大学生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也只是一部份学生的特权。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 “阴阳头”、看管教师的“劳改队”⑸等“革命”活动，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的会上，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出来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这时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的学生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时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总算没被打出重伤，后来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 月27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 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大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比如，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为本校学生，参加了打父亲，父亲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子女想跟“黑”的父母脱离关系还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争，甚至被杀害。至少，他们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因为这时已经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击对象。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尽管成长或出生在1949年的革命之后，也被无情地吞吃了进去。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1.这是一场大型迫害。理论尽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无法选择的父母的关系被无情地从 “同学”这一团体中割裂出去，变成了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2.这一迫害相当普遍。这里所记，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这是因为各处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均匀，也因为各个被访者看到的和记忆的多少程度不一。但是通过这些随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了，没有例外。从统计的角度可以说明这类事实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可以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四、轻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镇压：为什么无人反抗？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数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个例子。
例1 ：直接的对抗——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学生曹滨海的家。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这时已经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那样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时的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在曹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争吵起来，并拿起切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于是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的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园里一共打死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 天后，8 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2 ：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第六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最高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 月，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的老师及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一百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不同意。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所以不是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后，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 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
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王抓进了监狱小院，一进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关在那里的几个老师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
王光华被打死时，年仅19岁。
例3 ：自杀——1969年，北京师范大学初中学生闻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她被判刑的法院的大字布告贴在北京的大街上。按照当时对“反革命言论”不准“扩散”的例行规定，闻佳的具体“罪行”从来没有被公布。事实是：1966年9 月3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
：“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红卫兵在北京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10年后， 1979年，根据一道命令，她和全国所有因为“恶毒攻击”问题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4 ：理论上的反对——在所有因父母的“问题”而受害的年轻的反抗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写出了并向人们发表了个人的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遇罗克。他的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他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1966年10月16日，在对联风行了两个多月以后，由于下文将讲述的原因，“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当时的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对联”是错的。遇罗克写了文章《出身论》，中心论点是：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 1967年1 月18日印出，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份报纸上印着“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据参与编这份小报的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便设法用这样的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年4 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 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在1967－68年间，有过很多“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铅印小报。这似乎可以作为“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大民主”的证据，但是如果贴近事实去看，就会知道当时对舆论划的限制界线是十分清楚而无情的。这些小报只允许竞相歌颂毛泽东以及攻击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这些”三反份子“是否真的”三反“并不一定，但是在这种攻击中确实攻击了一切非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除此以外，别的话都会被当作出格。《出身论》表达了作者反对迫害的看法，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依据，作者最后竟遭枪毙。
来自受迫害的年轻人的上述这几种方式的反抗，遭到的回击都极其严厉残酷。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文革”时代的反抗者——我的意思是反抗这场革命的人，确乎十分稀少。现在，有些对“文革”持相对较肯定意见的人说是因为群众有理想主义，愿意为“革命”理想牺牲自我。另一些对“文革”相对持较否定意见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蒙蔽，上当受骗。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正视本节所述的这些轻微的反抗带来的血腥的镇压和致命的伤害，我们得承认，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威慑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为了避免同归于尽，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助受害者。为了不成为革命的对象，没有人敢说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事后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这是一种自欺。
五、为什么迫害同学：在革命的名义之外
要说明为什么这种迫害会发生，“革命”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释之一。
“文革”的发动者用红卫兵来攻击所谓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当时可能不是或者也从未敢与毛泽东为敌，但是打击他们的过程可以强化政治权力，也可以强制改变既有制度，所以从发动者的立场和目的来说，支持和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相当合理。通过革命的名义，一切暴行都可被合法化甚至浪漫化。
然而，具体到本文所描写的迫害同学，上述的种种侮辱和虐待，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是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单用“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难以解释迫害同学的行为的。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牺牲，有的只是凭藉从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的允准及称赞而行动；也没有对他人利益的帮助，有的只是残酷的对他人、甚至是亲近者如同学施行的迫害虐待。其中难以找到通常可称之为“理想”的成份。同样，用“利益”来解释也太简单。因为他们受到的不是一般的金钱之类的物质好处，而是下面列举的刺激。
1.不劳而获的高等级
“对联”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这种等级的特点是以一种先天性的条件来划分高低，从而一部份人可以获得高的地位而且不须付出代价。在“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了原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的第一明显区别是在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而共青团虽然也强调成员的家庭出身，却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中去。
据一位被访者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以前成立了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因为不以家庭出身为标准，这个“梅花”小组在1966年8 月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梅花”小组“阵线不清”。在这种把界线划得越清楚越好的过程中，等级差别同时被强调和固定化了。
从是否让青年平等竞赛的角度来看，“文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线索是相当清楚的。“文革”前，在考试制度下，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段”之后，才有优先被录取权。“文革”一开始，1966年6 月18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决定。8 月，普遍建立了以“出身”为首要依据的红卫兵。“文革”前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是，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作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道“红卫兵追求平等”的说法至少是多么主观，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及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直接有关，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当作低等的人看待。
2.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
在1966年，“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8 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 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他们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比如1966年8 月24 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有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比如在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8 月7 日红卫兵召开了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 月9 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三万户；在上海，抄了十万户；在武汉，抄了两万一千家⑺。红卫兵组织并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历史上，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平常时期，除了紧急自卫，杀人必须经过报官审讯判决等程序。只有在传统的舞台剧中，宋朝的包公有过皇帝特别给予的“虎头铡刀”，可以不须报告而自行判处死刑。但包公已经身居类似法官的要职，更不是十多岁的青年人。从1966年8 月到9 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并游斗折磨致死32人⑻；在北京打死 1772人⑼。从1966年8 月26日到9 月1 日的7 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三位数的。还有一些人在被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直到9 月2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才下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其时离红卫兵开始打死人已经有一月之遥。
用这样温和的口气来说及打死人的现象，至于上文所记述的打斗同学的事情就不会被当一回事了。事实上，上述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同学的事发生在9 月28日。
这种可以打死人的权力使人残暴。
3.暴力压迫的快感
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的班上一个原来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一下子变得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
在1966年夏天，校园里确实似乎弥漫着一股振奋激昂之气。这种气氛在当时被形容为“革命气氛”。列宁的语录“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当时也一再被引用。问题在于，这种欢快的革命感，是不是就是平常的节日感呢？因为那些沉浸于大欢快的人们所作的，除了普通的节日的内容如唱歌跳舞游行集会之外，还有上文及我在《1966 ：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所写的种种行为，即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害。这是一般的节日绝对没有的内容。所以，从事实的观察来说，对运用暴力欺压他人的渴望和欣悦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燃起狂热和兴奋的因素。
目睹种种由暴力迫害伴生的快感，我们应该理解到，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实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之一。它使人害人，也使人受害。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也确实几乎不可能抵抗这种以暴力进行迫害的诱惑。不须付出代价，不用承担风险，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无数人的生死控制大权，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推拒的恩赐。从这方面来说，把生死予夺大权给他们的最高权力者，实在邪恶。
4.同辈虐待
有几位被访者说，有的学生当时甚至好像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以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
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去抄了同班同学家，并打死了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数学竞赛”之类的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这样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在“文革”中会因此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了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62级学生唐守文，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成绩优异，但是当时算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被大字报骂作“修正主义黑苗子”。数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曾和他谈话并照了一张照片，这时也成了“罪行”被揭发批判。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来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的方法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份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份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了“同辈虐待”。 1966年夏天最典型的理论，就是一度流传各地的北京的一个红卫兵大学生谭力夫在一次讲话⑽中说的：“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
这种“七斗八斗”真的发生了。但是，这种“七斗八斗”并不是事情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人为采取的引导。因为迫害他人可以显示迫害者的优越性，而在对同辈人的迫害之中，更能显出一己的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 “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六、红卫兵的衰落及其遗产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在1966年的8 、9 、10三个月。到1966年底，最早一批的红卫兵组织不再能控制学校了，开始被称为“老红卫兵”以区别于新兴起的群众组织。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被批判了。然而，其中实质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暴力迫害被受害者抵制或者反对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红卫兵，有人反对也不会起作用。红卫兵的衰落是那些把他们带上历史舞台的人造成的。
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已经足够厉害地打击了学校的老师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 及其子女，无一人敢声言反对“文革”的格局已经形成。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想要的打击对象，除了这些人，还要扩大到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大串连”开始的时候，北京的干部子弟很高兴地坐着免费火车到外地去“造反”，即反对当地的干部。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是由集中了大量干部子弟的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红卫兵最早去冲击的。
但是，革命的对象不久就由学校的校长老师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扩大到了早期红卫兵的父母。外交部一个副部长被贴大字报。他的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成员，动手撕了大字报。外交部看门的一位老人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阻止她撕。她和她的红卫兵朋友就把老人打得起不了床。1966年9 月，当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地质部造反的时候，“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们，其中包括地质部某负责干部的女儿，到那里打了“造反”的大学生。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说那副对联是“血统论”而加以否定。以陈当时的地位，这算是成了定论。但是，这个时间就让人发问：为什么不在两个半月以前说这个话呢？如果早一点，可以减少多少年轻的受害者啊！反过来，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如果没有这副对联，如果允许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参加，红卫兵运动是否会那么狂热和暴烈呢？事隔近三十年，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老红卫兵”衰落了，对联及“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社会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延伸进后来的长达十多年的生活中去。
第一，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覆运用。1967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如1967年1 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1967年7 月，彭德怀元帅斗争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后来，在1968年的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无数的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致死。在关于“文革”的通史性的《大动乱的年代》⑾一书中，记述了“老红卫兵” 如何在196 6 年夏天保护了“老干部”，却未提他们如何打并打死了老师、同学及别的人。
本文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大规模实施，正是从红卫兵开始的。
第二，“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明确界定出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一个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的影响及模塑作用极大。这种情况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改变。
第三，公道的毁坏和私德的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了。当“对联”和打人的铜头皮带传遍中国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样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处说理。生活中较为平等和欢乐的关系之一——同学关系被毁了。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
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地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学会了冷漠地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当整个社会被操纵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而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然而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人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作者深深感谢所有的被访者，感谢他们用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痛苦的回忆。感谢印红标、丁品、王蒙一先生借我他们收集的历史资料。也感谢JohnKie schnick 先生，他帮助作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
此文原是本人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后应某大周末报纸约稿改写，排好整版清样，终审时被主编枪毙。此文遂论落坊间，两年前被“燕南网”捡到贴出；又被某大网站转载，跟帖数千，忽一夜删尽；但各大网站旋即轮番转载，遂谬种流传，无法尽焚矣。
前因此文非获本人授权公布者，但流传既广，也只好默认这个现实，一直采取不闻不问态度。今年适逢“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为深刻反省历史，遂订正个别错误，正式予以公布，略补国内教科书之讳言。
历史是由事实构成的，历史研究也从来不是“宜粗不宜细”。希望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能够勇敢地拿起笔，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避免民族的“集体失忆，共同以史为鉴，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公民社会。
近年屡见所谓“新左派”对于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扬，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欲将“文革”的历史束之高阁。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拆毁清华大学“二校门”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
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文革”初期，清华附中学生批斗老师（1966年6-7月间）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红卫兵抄家查封的私宅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 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后来才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骙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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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了关人打人的地方。学校一带（一中在北京的鼓楼附近）的“地富反坏右资”、学校的校长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有13个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及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的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第一中学，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被集体关押，强迫“劳改”。比如，高一（三）班就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扎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到很远处。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和打老师之风一样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一个家庭出身资本家的学生王一民，被斗以后精神失常，不久后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李晓琳，曾被吊起来打，她的父亲是教授，当时算“坏出身”。在1966年9 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的“第二号通令”中，宣布他们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纠察队指挥部”于9 月26日“正式成立行使职权”。“通令”规定的“红卫兵纠察队职责和权力”共有7 项，其中第六项是：“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第一中学，一位被访者说，1966年8 月18日后的一天，也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到北京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来以后，贴出了通知，让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他去了。接近会场时，听见吼叫声，他从门缝里看到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他犹豫后，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第二中学，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们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他们的家庭问题。此后，他们俩就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第八中学（现名“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你的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被访者中的一些当年的大学生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也只是一部份学生的特权。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 “阴阳头”、看管教师的“劳改队”⑸等“革命”活动，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的会上，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出来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这时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的学生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时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总算没被打出重伤，后来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 月27日至9 月1 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 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大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比如，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为本校学生，参加了打父亲，父亲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子女想跟“黑”的父母脱离关系还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争，甚至被杀害。至少，他们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因为这时已经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击对象。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尽管成长或出生在1949年的革命之后，也被无情地吞吃了进去。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1.这是一场大型迫害。理论尽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无法选择的父母的关系被无情地从 “同学”这一团体中割裂出去，变成了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2.这一迫害相当普遍。这里所记，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这是因为各处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均匀，也因为各个被访者看到的和记忆的多少程度不一。但是通过这些随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了，没有例外。从统计的角度可以说明这类事实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可以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四、轻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镇压：为什么无人反抗？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数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个例子。
例1 ：直接的对抗——1966年8 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学生曹滨海的家。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这时已经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那样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时的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在曹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争吵起来，并拿起切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于是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的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园里一共打死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 天后，8 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2 ：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第六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最高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 月，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的老师及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一百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不同意。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所以不是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后，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 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
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王抓进了监狱小院，一进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关在那里的几个老师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
王光华被打死时，年仅19岁。
例3 ：自杀——1969年，北京师范大学初中学生闻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她被判刑的法院的大字布告贴在北京的大街上。按照当时对“反革命言论”不准“扩散”的例行规定，闻佳的具体“罪行”从来没有被公布。事实是：1966年9 月3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
：“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红卫兵在北京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10年后， 1979年，根据一道命令，她和全国所有因为“恶毒攻击”问题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4 ：理论上的反对——在所有因父母的“问题”而受害的年轻的反抗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写出了并向人们发表了个人的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遇罗克。他的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他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1966年10月16日，在对联风行了两个多月以后，由于下文将讲述的原因，“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当时的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对联”是错的。遇罗克写了文章《出身论》，中心论点是：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 1967年1 月18日印出，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份报纸上印着“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据参与编这份小报的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便设法用这样的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年4 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 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在1967－68年间，有过很多“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铅印小报。这似乎可以作为“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大民主”的证据，但是如果贴近事实去看，就会知道当时对舆论划的限制界线是十分清楚而无情的。这些小报只允许竞相歌颂毛泽东以及攻击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这些”三反份子“是否真的”三反“并不一定，但是在这种攻击中确实攻击了一切非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除此以外，别的话都会被当作出格。《出身论》表达了作者反对迫害的看法，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依据，作者最后竟遭枪毙。
来自受迫害的年轻人的上述这几种方式的反抗，遭到的回击都极其严厉残酷。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文革”时代的反抗者——我的意思是反抗这场革命的人，确乎十分稀少。现在，有些对“文革”持相对较肯定意见的人说是因为群众有理想主义，愿意为“革命”理想牺牲自我。另一些对“文革”相对持较否定意见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蒙蔽，上当受骗。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正视本节所述的这些轻微的反抗带来的血腥的镇压和致命的伤害，我们得承认，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威慑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为了避免同归于尽，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助受害者。为了不成为革命的对象，没有人敢说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事后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这是一种自欺。
五、为什么迫害同学：在革命的名义之外
要说明为什么这种迫害会发生，“革命”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释之一。
“文革”的发动者用红卫兵来攻击所谓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当时可能不是或者也从未敢与毛泽东为敌，但是打击他们的过程可以强化政治权力，也可以强制改变既有制度，所以从发动者的立场和目的来说，支持和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相当合理。通过革命的名义，一切暴行都可被合法化甚至浪漫化。
然而，具体到本文所描写的迫害同学，上述的种种侮辱和虐待，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是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单用“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难以解释迫害同学的行为的。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牺牲，有的只是凭藉从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的允准及称赞而行动；也没有对他人利益的帮助，有的只是残酷的对他人、甚至是亲近者如同学施行的迫害虐待。其中难以找到通常可称之为“理想”的成份。同样，用“利益”来解释也太简单。因为他们受到的不是一般的金钱之类的物质好处，而是下面列举的刺激。
1.不劳而获的高等级
“对联”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这种等级的特点是以一种先天性的条件来划分高低，从而一部份人可以获得高的地位而且不须付出代价。在“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了原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的第一明显区别是在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而共青团虽然也强调成员的家庭出身，却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中去。
据一位被访者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以前成立了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因为不以家庭出身为标准，这个“梅花”小组在1966年8 月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梅花”小组“阵线不清”。在这种把界线划得越清楚越好的过程中，等级差别同时被强调和固定化了。
从是否让青年平等竞赛的角度来看，“文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线索是相当清楚的。“文革”前，在考试制度下，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段”之后，才有优先被录取权。“文革”一开始，1966年6 月18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决定。8 月，普遍建立了以“出身”为首要依据的红卫兵。“文革”前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是，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作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道“红卫兵追求平等”的说法至少是多么主观，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及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直接有关，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当作低等的人看待。
2.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
在1966年，“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8 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 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他们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比如1966年8 月24 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有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比如在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8 月7 日红卫兵召开了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 月9 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三万户；在上海，抄了十万户；在武汉，抄了两万一千家⑺。红卫兵组织并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历史上，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平常时期，除了紧急自卫，杀人必须经过报官审讯判决等程序。只有在传统的舞台剧中，宋朝的包公有过皇帝特别给予的“虎头铡刀”，可以不须报告而自行判处死刑。但包公已经身居类似法官的要职，更不是十多岁的青年人。从1966年8 月到9 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并游斗折磨致死32人⑻；在北京打死 1772人⑼。从1966年8 月26日到9 月1 日的7 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三位数的。还有一些人在被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直到9 月2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才下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其时离红卫兵开始打死人已经有一月之遥。
用这样温和的口气来说及打死人的现象，至于上文所记述的打斗同学的事情就不会被当一回事了。事实上，上述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同学的事发生在9 月28日。
这种可以打死人的权力使人残暴。
3.暴力压迫的快感
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的班上一个原来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一下子变得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
在1966年夏天，校园里确实似乎弥漫着一股振奋激昂之气。这种气氛在当时被形容为“革命气氛”。列宁的语录“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当时也一再被引用。问题在于，这种欢快的革命感，是不是就是平常的节日感呢？因为那些沉浸于大欢快的人们所作的，除了普通的节日的内容如唱歌跳舞游行集会之外，还有上文及我在《1966 ：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所写的种种行为，即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害。这是一般的节日绝对没有的内容。所以，从事实的观察来说，对运用暴力欺压他人的渴望和欣悦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燃起狂热和兴奋的因素。
目睹种种由暴力迫害伴生的快感，我们应该理解到，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实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之一。它使人害人，也使人受害。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也确实几乎不可能抵抗这种以暴力进行迫害的诱惑。不须付出代价，不用承担风险，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无数人的生死控制大权，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推拒的恩赐。从这方面来说，把生死予夺大权给他们的最高权力者，实在邪恶。
4.同辈虐待
有几位被访者说，有的学生当时甚至好像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以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
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去抄了同班同学家，并打死了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数学竞赛”之类的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这样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在“文革”中会因此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了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62级学生唐守文，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成绩优异，但是当时算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被大字报骂作“修正主义黑苗子”。数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曾和他谈话并照了一张照片，这时也成了“罪行”被揭发批判。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来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的方法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份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份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了“同辈虐待”。 1966年夏天最典型的理论，就是一度流传各地的北京的一个红卫兵大学生谭力夫在一次讲话⑽中说的：“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
这种“七斗八斗”真的发生了。但是，这种“七斗八斗”并不是事情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人为采取的引导。因为迫害他人可以显示迫害者的优越性，而在对同辈人的迫害之中，更能显出一己的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 “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六、红卫兵的衰落及其遗产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在1966年的8 、9 、10三个月。到1966年底，最早一批的红卫兵组织不再能控制学校了，开始被称为“老红卫兵”以区别于新兴起的群众组织。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被批判了。然而，其中实质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暴力迫害被受害者抵制或者反对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红卫兵，有人反对也不会起作用。红卫兵的衰落是那些把他们带上历史舞台的人造成的。
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已经足够厉害地打击了学校的老师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 及其子女，无一人敢声言反对“文革”的格局已经形成。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想要的打击对象，除了这些人，还要扩大到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大串连”开始的时候，北京的干部子弟很高兴地坐着免费火车到外地去“造反”，即反对当地的干部。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是由集中了大量干部子弟的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红卫兵最早去冲击的。
但是，革命的对象不久就由学校的校长老师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扩大到了早期红卫兵的父母。外交部一个副部长被贴大字报。他的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成员，动手撕了大字报。外交部看门的一位老人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阻止她撕。她和她的红卫兵朋友就把老人打得起不了床。1966年9 月，当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地质部造反的时候，“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们，其中包括地质部某负责干部的女儿，到那里打了“造反”的大学生。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说那副对联是“血统论”而加以否定。以陈当时的地位，这算是成了定论。但是，这个时间就让人发问：为什么不在两个半月以前说这个话呢？如果早一点，可以减少多少年轻的受害者啊！反过来，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如果没有这副对联，如果允许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参加，红卫兵运动是否会那么狂热和暴烈呢？事隔近三十年，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老红卫兵”衰落了，对联及“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社会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延伸进后来的长达十多年的生活中去。
第一，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覆运用。1967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如1967年1 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1967年7 月，彭德怀元帅斗争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后来，在1968年的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无数的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致死。在关于“文革”的通史性的《大动乱的年代》⑾一书中，记述了“老红卫兵” 如何在196 6 年夏天保护了“老干部”，却未提他们如何打并打死了老师、同学及别的人。
本文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大规模实施，正是从红卫兵开始的。
第二，“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明确界定出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一个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的影响及模塑作用极大。这种情况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改变。
第三，公道的毁坏和私德的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了。当“对联”和打人的铜头皮带传遍中国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样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处说理。生活中较为平等和欢乐的关系之一——同学关系被毁了。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
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地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学会了冷漠地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当整个社会被操纵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而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然而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人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作者深深感谢所有的被访者，感谢他们用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痛苦的回忆。感谢印红标、丁品、王蒙一先生借我他们收集的历史资料。也感谢JohnKie schnick 先生，他帮助作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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